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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人生是一連串的偶然

發布時間: 2020-08-07     所屬欄目: 馮侖風馬牛     點擊次數: 1801 次     熱門評論:0條
標簽 馮侖


封面圖 | 張維迎


作者 | 張維迎
來源 | 經濟學原理(ID:jingjixue_yuanli)


 

正如我文章的標題所寫的那樣,我始終覺得,人生不是設計出來的。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在設計自己的人生,包括父母們也在設計,甚至專門請一些做咨詢的人來設計人生。但根據我自己的體會,我覺得人生是一次偶然。

 

現在大家叫我經濟學家,可我當初并沒有想當經濟學家,包括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報的專業沒有一個是經濟學。我報過中文、歷史、廣播、電視編輯,當時我們上大學可以有四個志愿,我記得我報的第一個志愿是西北大學,第二個志愿是延安大學,第三個志愿是北京廣播學院,現在叫中國傳媒大學,報完三個專業之后,還空了一個格,我想空著也不好,所以就填了一個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是我的第四志愿,因為我知道我肯定上不了北京大學。但是,我報的中文、歷史、新聞專業都沒有錄取我,那一年直到正月十五,我都沒有接到錄取通知,這就意味著我上不了大學了。


后來,我是怎么上大學的呢?當年有幾百萬考生,只錄取了 28 萬大學生,有很多老三屆成績考得很好,但由于年齡大了上不了,他們就給鄧小平寫信。后來鄧小平批示,擴大招生,于是我就被裹挾進去了。本來擴大招生主要是針對那些年齡大、成績好而沒上大學的人,而西北大學的何煉成教授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在西北大學申請設立一個新的專業,這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經濟學。因為本來沒有這個專業,自然也就沒有人報,當時有八大金剛——也就是八個老師去招生辦把所有剩下的文科生檔案攤了一地,一個一個挑,最后我也被挑了進去。

 

我現在想起來還很后怕,萬一當時老師沒注意,沒把我挑進去,我就上不了大學啦!我的專業絕對不是設計出來的,就是偶然。如果西北大學不擴招或者不設這個專業,或者設了這個專業但收到一大堆幾萬份的申請,沒有把我挑進去,那么我今天可能也就不會搞經濟學了。

 

念了經濟學以后,我發現自己還是蠻喜歡這門學科的,從此之后就再也沒有偏離這個領域。和現在不同,當時大學里理工科的同學看不起文科的同學,文科里面學中文、歷史、哲學的同學又看不起學政治經濟學的同學,這是當時的基本狀況。


我想這對年輕人來講也是一個啟示,今天熱門的專業等你畢業、成長之后未必還是熱門的,這個變化非常大。我也經常被很多家長咨詢:我的孩子應該報什么專業?我告訴他們,孩子喜歡什么就報什么,不要考慮今天的潮流,若干年以后一切都會不一樣。我們畢業的時候,沒人愿意去銀行工作。誰會去銀行工作???現在,多少人搶著進銀行都進不去。

 

來到北京對我的人生來說很重要,但是我來北京其實也是一種偶然,這個偶然又是由好多事情串在一塊兒的。我很幸運,在 1982 年考上了研究生,但當時我考研究生的目的也并不是想搞經濟學,而是因為當時有一個政策,大學生畢業以后要從哪兒來就回哪兒去。我來自陜北,按政策我得回到老家的縣里面。我當然不想回去,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考研究生。

 

城里人那時候不太考研究生,看不上研究生。西安的同學畢業之后本身就可以留在西安,只有像我們這些從邊遠地區來的無法留在西安的學生才會把考研究生當作一個留在西安的辦法。于是,我就上了研究生,為未來找一個研究工作。

 

 

1982  2 月,在西安召開了一個全國首屆市場經濟學的會議,這個會議是我就讀研究生的西北大學承辦的,因此我被任命為會議秘書。所謂秘書就是做一些跑跑腿、復印材料、去車站接人之類的工作。然而,參加會議的人中有幾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是茅于軾教授,一個是楊小凱先生。

 

茅于軾教授當時正在講他的擇優分配原理。他被錯劃過右派,開過火車,是搞工科的,沒有學過馬克思主義。他完全靠自己的天資和智慧用數學方式推算怎么配置資源才是最優配置,并推算出了這樣一套理論。后來我才知道這套理論恰恰是微觀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

 

楊小凱教授在幾年前去世了。他同樣非常了不起,曾坐了 8 年牢,在牢里面碰到一個數學家,這個數學家教他數學。出獄之后恰逢社科院在全國公開招研究生,他考上了,但因為他當時還沒有被平反,政審通不過,所以不能入學。

 

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先生知道了這個情況,就錄用他為講師,他在此時開始寫書。被普林斯頓大學的華人教授鄒至莊先生發現以后,便希望他去普林斯頓大學讀書,幾經波折才最后成行。他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后來他非常優秀,在澳大利亞當教授,最后得了癌癥50 多歲的時候就去世了,非??上?。我認為他是華人里面最杰出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我的榜樣。

 

1982 年,當我碰到這兩個人之后,我的思路就打開了。此前,我讀的基本都是馬克思的東西,而在認識茅老和楊小凱先生之后,我的世界突然開了一扇窗。我在《博弈與社會》這本書的序里面寫「獻給我的老師何煉成教授和茅于軾教授」。 35 年前何煉成教授引我進入了經濟學的殿堂, 31 年前茅于軾教授給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得更遠、看得更亮,決定了我后來走的道路。

 

1983 年紀念五四的時候,《中國青年報》頭版有一條小消息說「首都個體戶座談反對向錢看」。那時候中國出了很多問題,大家把原因歸結為「向錢看」,認為是錢在作怪。我覺得這個觀點不對,問題不能歸結為錢,就寫了一篇文章《為錢正名》寄出去,七八千字的文章輕輕松松地寫完了。

 

月下旬,我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被改了好多。沒多久,全國開始開展反精神污染的批判運動,我的文章被列入自由化分子的典型文章。我是當時陜西省的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學校研究生處的處長問我:「維迎,我們都是貧下中農的孩子,黨把我們培養上大學不容易,你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來?」我面對的就是這樣一連串的批判。


這段經歷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我繼續讀研究生也許后來會留校教書,但是經歷了這件事,我覺得這個地方不是自己特別想待的地方。平時關系很好的一些人突然之間一起批判你,好像你真的犯了錯誤,你真是一個壞人,有那樣一種感覺。

 

剛好茅于軾教授在北京,我跟他通信較多,他總是鼓勵我。過年的時候,我就來到北京,開始在北京搞一些研究,包括后來寫論文,這個很重要。由于那篇文章我認識了很多北京的年輕人,和他們很談得來,于是我決定畢業后到北京去。


那時候,來北京不太容易,我們西北大學是一個地方大學,不是全國大學,按分配是沒有北京的名額的,要來北京不得不費一番周折,《為錢正名》還不能拿出去,拿出去之后還犯事,盡管所謂反精神污染不了了之,但是拿出去在政治上還是有問題。

 

我來北京以后,剛好茅于軾教授在研究價格理論,我也跟他有好多交流,我觀察到現實中的價格投機倒把很厲害,中央不斷發令堅決打擊違反價格政策。我順著這個思路,思考為什么市場上會出現這么多的違法亂紀或者不遵守價格的現象,肯定是價格本身有問題。當時,中央政府也認識到價格要調整,但是他們的思路停留在怎么調,是要大調還是小調,便搞了計算機,成立了價格中心,開始計算價格。

 

我從一開始就有這樣一種感覺,價格這東西怎么能計算呢?每個人都參與買賣,怎么可能會有一個聰明的人把這個價格計算出來呢?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就寫了篇題為「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核心結論是:價格是不能計算的,要有正確的價格只能靠市場。中國價格改革不應該以調整作為思路,應該以放開作為思路。

 

那么,要怎么放開呢?當然不可能一下子放開,因為這個價格涉及福利、財政,當時城市居民買東西都要憑票證,票證意味著你付的價格比真實的價格低,如果價格放開,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損。必須一步步來,計劃內的管住,計劃外的放開,這就是雙軌制;再逐步將計劃內的慢慢放開,最后變成單軌制。當時,提出這個思路是冒著風險的,官方意識形態不接受這個思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市場價格就是由政府定的。

 

但是我很興奮,覺得這是一個跟大家都不一樣的思路。后來開了莫干山會議,我憑借這篇文章參加了莫干山會議。后來,我曾看到一個審查這篇論文的檔案,在檔案中,我發現第一審的那個人說此稿不用,但是他們審完之后發現合格的稿子不夠,于是進行再次審查。第二審認為此稿很好,我就被錄取參加了這個會議,在莫干山會議中價格改革就成了一個最熱的問題。最熱是因為我提的這個思路跟大家的都不太一樣,這是一個突破性的思路。

 

我有時候說,現在的改革也是這樣,有時候就是思路的問題,方案再縝密,思路不對也是沒有用的?,F在搞頂層設計也是一樣,當時的價格也是一種頂層設計,要計算出一個合理的價格,但這是不行的,因為思路錯了。

 

這個東西使我稍微有了一點名氣,和以前受批判時的名氣不一樣,這次我得到了正面的評價。這為我找到了一個機會,后來我就來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正式進了北京。

 

 

我到北京本身是一個偶然事件。來到北京之后,我發現從外地來到北京的人包括在學術界都是有圈子的,社科院、北大是一個圈子,人大是一個圈子,這都是有老師、有背景的人,只有我是個體戶,單打獨斗。我試圖摸索著慢慢進入這個系統,但是一直沒有能夠完全進入,只是以自己的觀點來得到大家的一點認可。

 

我說話比較直接,怎么想的就怎么說。有些自以為政治上很成熟的人其實不一定真的成熟。我記得我原來的領導,也就是體改所的所長,也是陜西人,叫陳一諮,他對我也不錯。1989  5  13 日,我正準備回西安講課。當時,他腿受傷了,出院后在家里休息。我去看望他,他對我說:「維迎,你什么都好,但是有一點是有問題的?!?/span>

 

我說:「什么問題?」

 

「你政治上不成熟?!?/span>

 

我說:「謝謝老陳,我以后一定注意?!?/span>

 

政治上不成熟是什么意思?所謂政治上成熟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是這樣理解的,至少不要說跟領導和政府想要聽的不一樣的話。

 

但我一直堅持了下來,包括后來去牛津上大學。坦率地講,如果沒有到牛津讀博士的話,我可能沒有信心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因為我的好多同事當時都下海賺錢去了,也有極少數當官的。但是我喜歡學術研究,我在 1987 年去了牛津大學,進修了一年多,當時牛津大學決定繼續讓我讀博士。

 

不過在我剛決定去牛津的時候,基本上還是去不了的。為什么去不了?我去找領導,工作組組長就說,你有這個問題,去不了。我便想辦法找人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又說,你有那個問題,去不了。我折騰了一大圈,后來發現中國的體制很有意思,不是一下子告訴你有哪幾個問題,而是先告訴你一個問題,你解決了再說第二問題,把第二個問題解決了又有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解決了還有第四個問題。他已經決定不讓你去,就先找一個借口,如果你無法突破,那就很省事;如果突破了,就再找另外一個借口。

 

我當時的感覺就像拿著天堂的門票站在地獄里面。但我還是孜孜不倦地努力,連世界銀行辦事處主任都專門找國家體改委的領導談這個問題:「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像張維迎這樣的情況,連去牛津讀書都不能出去的話,讓我們局外人怎么能夠相信你們還會繼續改革開放?」

 

一直拖到 1990 年,終于允許我調整工作單位。我就趕快調了工作單位,在朋友的幫助下調到國務院發展中心下屬一個叫《管理世界》的雜志,這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雜志。到了雜志社,辦手續仍然有不少麻煩,比方說,那時候出國有一條規定,必須有司局級以上單位開具的證明才能辦護照,這對我來說又是一個難題。因為如果我找國務院發展中心肯定是開不到證明的,而《管理世界》的級別不明不白,說是司局級又不是司局級,沒有正式國家編制里面的位置。

 

所以,我犯了難,怎么才能申請到護照?有人給我出了一個主意:我們《管理世界》辦過中國五百強的展覽,當時江澤民、李鵬都參加了,封底有江澤民的照片,也有李鵬的照片,你把這個拿上。如果他們懷疑我們不是司局級單位的話,就給他們看。萬一這個東西不能證明《管理世界》是司局級單位,你就告訴他們,我們單位還買了一輛車——那時候買車要控制指標,我們買車證明是這么寫的:「國務院發展中心領導:我單位屬于司局級單位,需要購買小轎車一輛,請予批準?!拱l展中心就說,情況屬實,在證明上蓋了一個章。

 

我拿著這些材料去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單位。

 

「你們《管理世界》是什么單位?」

 

「司局級單位?!?/span>

 

「怎么證明?」

 

我就把雜志拿出來,「江總書記、李鵬總理參加過我們的活動?!?/span>

 

「這不能證明你們是司局級單位?!?/span>

 

我又說:「給我們單位買過車,這有一個證明?!?/span>

 

「這還行,這留下來行嗎?」

 

「行?!?/span>

 

這樣才拿到護照。這也是偶然,當時牛津的位置只保留一年,如果那年沒能辦成手續,我肯定就出不去了。之后的故事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樣了。我出去之后,體改委有一些領導發現張維迎出國了。怎么晚了一年多還出去?就追查誰把我放出去的,這成了大問題。查到《管理世界》,而《管理世界》是隸屬發展中心的,體改委追查到那兒,雜志社就答復說:「他已經調到我們這兒了,是我們的人,我們當然有權力讓他出去?!咕瓦@樣,把這個事壓了下來。


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問題,包括辦簽證中很多細節差點出了問題。而我一拿到簽證,就趕快買票直飛倫敦,那時候離開學還有將近一個月,但我擔心萬一再拖一天就出不去了。

 

 

坦率地講,當時我出去以后,并不想回來,但是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對我的影響很大,我開始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國來。

 

有一個小故事是這樣的。馮侖是我的大學同學,他當時在牟其中手下當辦公室主任。在我出國之前,他說:「牟總準備在英國大發展,你去英國以后是不是幫我們聯系一下?」而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這些人的口氣都變了,那時候馮侖的公司還不叫萬通,他對我說:「你畢業以后回來吧,我們一定讓你們過上跟在英國一樣的生活?!?/span>

 

回國以后,我還是搞學問,但當時已經不想去政府工作了,就去了大學。 1993 年,我曾給清華大學校長張孝文寫過一封信,談怎樣在清華大學辦經濟研究機構或者經濟系。在海南參加會議時,我又碰到了林毅夫先生、易綱先生,跟北大商量辦經濟研究機構,我們三個人一拍即合。當時,北大非常積極,后來就在北大成立了 CCER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我當院長也是陰差陽錯。我自身想搞學問,我喜歡教書,好為人師,從沒想過要做行政工作。但 1999 年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換屆,校領導在沒找我談話的情況下,任命我為第一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厲以寧教授,而第一副院長等于主持工作,對我來說是個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認真地做,我就提出了一整套設想,包括大刀闊斧地改革、引進人才。


當時引進了一個德國人,但他總是自覺高人一等,三個月之后就被開除了。當時院里分配給他一間辦公室,他嫌小,說:「我是德國人,經常接待我們國家來的人,這么小的辦公室會給學院丟人?!刮艺f:「我們所有的教授都是這樣規格的辦公室,你還只是副教授,你的辦公室怎么能那么大?」過了一段時間,他將半年的課壓縮到兩個月講完,之后沒有通知我便回國去了。我就很惱火,給他寫了一封信:「對不起,我們要終止與你的合同了,因為你沒有遵守我們的約定?!?/span>

 

我們政府老說吸引人才,但待遇太低確實很難吸引到人才。我們一個教授一年的工資幾萬塊錢已經算不錯了。而對于引進的講師年薪可以達到 24 萬元,副教授可以達到 32 萬元,教授 40 多萬元,當時 24 萬元人民幣等于 3 萬美元。這個改革力度相當大,大家可以想象在一個單位里面,工作幾十年的人拿到的工資只是剛來的人的幾分之一,現在想起來都有點后怕。為什么當時能夠推動這樣的政策?改革是大勢,改革的事能夠放在桌面上談: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們辦成世界一流的商學院?同意。辦成一流商學院沒有一流的老師行不行?不行。怎么弄來一流老師?引進人才??楷F在的工資能不能引進?不能引進。所以一定要漲工資!邏輯就是這樣的?,F在中國很多商學院的做法應該都是步我們的后塵。曾有一個大學老師說,都是張維迎惹的禍,本來不搞這些改革,大家平靜日子過得很好,他在北大這么一折騰,全國商學院不動也不行了,就引起了這些問題。

 

改革進行到勢頭正好的時候,反改革的勢力往往是隱藏在暗處的,它們通常不會選擇正面沖突,而是會靜待時機,積蓄力量,尋找改革的薄弱點。


我在光華做了一段時間,學校想讓我到學校做,任命了我一個協助管人事的工作。任命下達了三天,開會時我提出一份人事改革方案。大家都覺得,太著急了,剛給你一點位置,就一點機會都不浪費。但是,我寫的改革方案很有說服力,所以在會議上幾乎把所有人都說服了。我也很高興,好多人還是希望變革的,希望把學校建設好。沒想到麻煩在后面。當時,學校任命我組織一個起草工作小組,我負責起草這件事,那是 2003 年,剛好趕上 SARS(非典型性肺炎)爆發,學校沒法開會,就把材料發下去,結果有人把這份材料直接發在了網上,網上就有很多人罵我。

 

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心做好事,但是別人不一定也是這樣認為的,事實也不一定是這樣。我們認定的好事不一定真的是好事,包括對社會和自己。我個人認為是好事,但是反對的聲音用各種的方式來批判我。我們有一個院系的副教授已經很多年沒寫學術論文了,但為了批判我這個改革方案專門寫了 9 篇。好多人說,我是在用企業的邏輯改造大學,因為我是研究企業理論的。為了應戰,我后來出了一本《大學的邏輯》。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甚至會覺得學校是中國改革最落后的領域。大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會自以為是,知識分子都有這個特點,誰都不認為自己技不如人,誰都不認為自己不如別人正確或者不如別人有思想,所以吵得非常厲害。

 

當時討論這個方案,讓我主持全校的中層干部會議,每個院系派一個人來談意見。按規定每個人的發言時間必須控制在 20 分鐘內,其中有一個院系的人反對我的改革方案,我主持的時候就不好意思打斷他,他一直拖到 40 多分鐘還沒談完。我就給他遞了一個紙條:「時間到了,不能再談了?!购髞?,這件事變成了一個什么問題呢?「張維迎聽不進去不同意見,談不同意見就打斷別人!」但是事實上,他占了兩個人的時間,卻不會從這個角度考慮。

 

學校黨委換屆選舉,我的票數是倒數第一,但我不在乎。那天中午,校長給我打電話說:「維迎,我聽大家反映,你在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里面批評北大。我專門看了,我覺得你說的沒錯,并不是他們說的那樣,你是出于積極的建設。但是我要事先告訴你,下午投票可能過不了?!刮艺f,「那沒關系」。當然我也沒想到結果那么慘,居然倒數第一。


很多人覺得北大改革失敗了。但我必須說,這種嘗試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時候改革不在于口號而在于實際執行的人是什么樣的心態。

 

 

2010 年,我卸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職務。這對我來說真是天賜良機。我在那個時候已經很疲倦,老在猶豫這個事干還是不干。有人說,為了學院的利益你必須得干,你招來這么多人,你就得擔起一種責任。另一方面,我確實很疲勞,又不太想干。這時候,別人幫我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的這個困惑,所以我就不干了。后來,我自己想了想,覺得我適合提出思想來,不適合去具體操作。

 

此前世界上好多人都已經知道我當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他們公認,不要說中國,全世界要找這樣的院長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在國外的商學院院長當中還是很受尊重的,到現在很多人仍然說起我,包括國內的好多院長對我也很尊重,因為我確實起了一個頭,才引發了這些改革。

 

對我來說,讀書、思考、寫書、演講、教書是我最擅長的事,由于這樣一件陰差陽錯的事,我就回到了我擅長做的事情上來。


《博弈與社會》這本書我寫了 8 年,我真正領悟到我們人類最重要的是怎么合作,人類所有的進步都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這本書的主題就是人與人之間如何更好地合作。我們有各種文化、法律、制度甚至戰略,其實都是在合作。

 

在這本書的最后一章里,講的是制度企業家,講的是偉大的思想家,像古代的孔子、耶穌、亞里士多德這一類人,他們建立了人類的游戲規則,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從常人的角度來講都生活得不幸福,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孔子如喪家之犬顛沛流離,耶穌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了,但他們有一種理念、一種信仰、一種對人類崇高的愛。

 

我在這幾十年中,聽到最多的勸告就是:「維迎,你說話注意點,小心點!」大家都對我很愛護。但是,我相信人類要進步,就得有一種超越現實、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這樣一批人,我們的社會才能進步。


我不能說自己有多偉大,只是覺得我將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別人對我怎么說,但我會思考自己說出來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認知的邏輯,是不是符合人類的理性。如果達到這一點的話,我覺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歡這種生活。更多資訊點擊外國買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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